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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哲学以气作为宇宙的本原，但气并非均质无差别的质料，而是具有独特的两一架构，将差异性和统一性的关系纳入形而上原理的建构之中。
[34] 王守仁：《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吴光等编校，第71页。有事无事，可以言动静，而良知无分于有事无事也。
（三）良知即消息 《周易明意》建立了基于文王卦变方圆图的卦变体系，认为周易六十四卦都是从十二消息卦变来的。动静只是就心所处的时机来说，只是在时间流变的状态中显现，而良知本然状态动静一如。这也预示了阳明圣人之学的意量能够通达天下，知道天下最大的积蓄就是人才的积蓄，他要把天下英才蓄积的力量都储存在自己心意之中。太极之生生，即阴阳之生生。在回味心学发展这个极度艰辛的升进过程时，我们再来看看阳明论晋卦：心之德本无不明也，故谓之明德。
[38] 王守仁：《五经臆说十三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吴光等编校，第1078—1079页。[29] 王守仁：《与道通书》，《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吴光等编校，第1329页。摘 要：应重视中国哲学史中的问题与问题意识。
也就是说，中国没有哲学史，只有思想史。其次是打好做学问的基础。专卷以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的未来之路为基本出发点，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纳入中国哲学的未来之路，以形成涵盖各民族哲学的中华民族哲学新传统。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十分重视对逻辑与历史结合的恰当的度的把握。
这是道学或理学作为精神世界的时期。中国哲学的基本关怀与问题，环绕着天道、地道与人道的关系而展开，指向道与人、道与物、道与言等的关系。
天人 中国哲学史学科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然真美之自身，亦是一种善。宇宙、人生的真谛与奥秘，是剥落了层层偏见之后才能一步步见到的，最后豁然贯通在人的内在精神生命中。研究中国哲学应具有健康的心态与高尚的境界，打好做学问的基础，做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重视经典诠释中的追问与创新。
当然，没有生动活泼的生活及其资料，哪来的理论与逻辑？逻辑与历史的一致，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哲学史方法论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史就是哲学。《周易·系辞上》：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中国哲学通史》对中国哲学史上每一重要思潮、流派、人物、著作与社会历史的密切关联有深度理解，并通过提炼的功夫，把关注度聚焦于哲学问题、命题与范畴。换言之，真正的问题意识，须从否定入手，一步步减损掉对外物占有的欲望及对功名利禄的追逐与攀援，一层层除去表面的偏见、执着、错误，穿透到玄奥的深层去。
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及问题意识与西方哲学有同有异，且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同时，他又从中国哲学中发掘出本诸人之性情的生命理性、生活理性、实践理性和不脱离现实世界的崇高理想，从而促进现实的人把实然与当然、情感与理性、现实与理想、知与行、仁与智统一起来。我们设专卷考察和探讨中国古代哲学与知识或科学的关系，希望开拓出对知识或科学对哲学的影响、哲学对知识或科学的影响的新的思维意向，引导学界深入研究中国哲学的新问题、新传统。
问题意识指认识活动中的怀疑、追索的心理状态，是推动研究的关键。这表明，道德是真正显示人之自我主宰的行为，道德是自己对自己下命令，不仅如此，道德还是自觉而且自愿的，是由己，而不是由人，即不是听任他律的制约或他力的驱使。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我们应以同情的理解，或理解之同情，以钱穆所说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研究的对象，不能居高临下、简单粗暴地对待哲学史上的思潮、流派、人物与典籍。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 一旦涉及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便离不开理解与批判、继承与原创、传统与现实等关系问题。追问的方式是指我们的价值观念要在其中有所体现，之所以追问，是因为这些问题对我们有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史就是问题史。佛教的因果、体相用、止观、一心三观、一念三千、四法界、六相圆融、十玄缘起、理事无碍、一即一切、自性是佛、平常即道。
道教的性命、内外丹、玄、一、体用、心境。这种认识的部分原因在于对哲学的定义不同。
理学的太虚、一两、天地之性、气质之性、天理、理气、心性、格物、致知、持敬、居敬穷理、理一分殊、心统性情、道器、理欲、工夫、本体、乾坤并建、两端一致、内圣外王等。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哲学有自己独特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但绝不是孤绝、封闭的。
（参见汤一介，第99页）解释学的方式是指我们置身历史情境中，同情地理解前人的思想。宋代以后，问题的重心转向了理或心。此诸活动，或关于真理，或关于美，皆不直接关于道德上之善。我们批评、超越传统，但内在性的批评与思想的质疑一定要以同情的了解为前提。
这些问答言简意赅、含蓄隽永，耐人寻味。唐君毅说：吾人皆可有开拓此心量，以由小至大之道。
按唐君毅的理解，知识人应当本理性以建立理想，而重新接上近代理性主义、理想主义的传统。研究中国哲学史，须下功夫研究、发掘第一手原始资料与文献，而且重视对于海内外已有学术成果的研读。
再层层追寻真理的内在意蕴。五是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象数思维、直觉体悟的问题。
学生如果不是经过冥思苦想而又想不通时，就不去启发他。从上可以看到孔子与老子的提问方式、问题意识的不同，这种不同也恰恰构成互补的关系，足见中国哲学内部具有叩问、反思、怀疑、批判与检视的兴趣与能力。中国传统的个体不是原子论式的个体，而是关系性或整合性的个体。孟子提出了关于人性的新看法，即善性良知是天赋予人的，是先天的，是人异于他物之所在，人的这一点灵明绝不可抹杀。
相反，中国哲学内在的要求是以开放多元来维持自身的生命活力。在历史分期的问题上，我们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创立、扩大、融会、潜藏等四个时期，这也是哲学生命成长的过程。
仁道及其标准并不远离我们，现实的人只要有自觉，只要想去行仁，仁就在这里了。例如，中国古代知识或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绝大部分著作对于哲学思考中所涉及的科学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知识或科学活动中的哲学认识同样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宇宙间最高最大的原理就是：一切都在迁流创化中发展着，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日化日新的历程，万物生长衰亡、新陈代谢、永不停息。问题意识的产生与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社会思潮、流派学说、师友交游有密切的关联。
